2022年岁末,《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正式发布,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2023年开年之际,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鄱阳湖畔,数不清的候鸟在引吭高歌;华北平原,蓝天成为人们照片里最美的背景;巢湖岸边,农田里越冬的不是庄稼而是“草”……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神州大地正在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乐章。
视频: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乐章——2023开年推进绿色发展一线观察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照片里记录变化:让环境更加优美
高耸入云的天津广播电视塔、变化起伏的城市天际线……寒冬时节,摄影爱好者孙涛登上位于天津市区的南翠屏公园山顶,用相机将冬日美景记录下来。
“以前想拍城市天际线可不容易,放眼望去灰蒙蒙一片,根本拍不到好照片。现在空气好了,天空蓝得通透,随手一按快门就能拍出‘大片’。”孙涛感慨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开年工作第一天,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就在网站公布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几年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的重点任务。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王文美介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企业环境绩效分级,助推产业提升,科学、精准地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同时,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不断提升科技化指挥调度的能力水平,为老百姓换回更多蓝天。”
一列复兴号列车从北京永定门城楼前驶过(2022年8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广袤乡村承载着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向纵深推进,各地着力解决农村的垃圾、污水、厕所等问题,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的村民们参加垃圾分类小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2021年9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寒冬时节,记者来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赵各庄镇福山口村,眼前群山环绕,拒马河蜿蜒流淌。这条河,是福山口村村民、摄影爱好者许增利眼里的“宝地”。
相册里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2022年,许增利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照片发到朋友圈后,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
“我拍到这些珍稀水鸟也就近几年的事儿。”许增利翻开一张前些年的旧照片,河岸边全是垃圾,“以前人们习惯把垃圾往河边倒,夏天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到秋天大风一刮,垃圾四散。”
许增利往后翻着相册,看着一张文化广场的照片说:“这原来是村里堆垃圾的地方,现在建成了广场,有凉亭有花草,好多人喜欢坐在这看看山水。”随着保定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福山口村也行动起来,治理垃圾污水,改善村容村貌。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崔文宇表示,目前保定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基本实现村庄干净、整洁、有序的目标。“农村人居环境实现‘质变’不容易,要想保持好成果还需要久久为功。”
账本上透视前景:让发展更加绿色
2022年12月21日,山东首单排污权交易在刚刚搭建完成的山东省排污权交易平台上竞价成交。山东三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每年7.81吨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权被两家企业买走。
“多余的排污权能换成真金白银,我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更高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惊喜地说。
卖方山东三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加大废水废气的处理力度,通过对产生的有机废气进行高温分解燃烧,实现废气达标排放,节省出了部分排放指标。买方两家公司需要排污权指标保障项目落地,最终分别以每吨1490元的价格竞得3.594吨、每吨1470元的价格竞得4.216吨排污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总量处副处长苏波介绍,山东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以东营、临沂为试点,开展市域内交易。下一步将探索扩增试点城市范围,并谋划研究全省统一的排污权交易政策体系,有效推动实现环境要素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支撑。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村民在河长的组织下清理乌嘎河垃圾(2022年11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农药化肥减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耕地轮作休耕……如今,农业生产也正在悄然改变。
元旦前后,在安徽巢湖的一级保护区内,大片的农田里生长着正在越冬的紫云英,绿意盎然。
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英塘村农民将紫云英翻耕入地,作为有机水稻种植的底肥(2020年4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合肥市巢湖市烔炀镇的种粮大户张文建介绍,以前种地都是稻麦轮作或稻油轮作,土壤明显板结,作物产量也越来越低。“我们秋季在田里种植了紫云英,等到4月再翻入土中,能起到改良肥力、调节土壤酸碱度的效果。”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八角镇“八角花谷”内新修建的旅游公厕(2019年9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睿 摄“以前种地至少打四五遍化学农药,现在就封闭除草期和孕穗期各打一遍生物制剂,其他都靠物理防控,稻米的品质更好,自然也不愁销路。”刚刚参加完中化现代农业安徽有限公司巢湖技术服务中心组织的绿色种植培训,张文建也积攒了不少经验。
中化现代农业安徽有限公司为巢湖一级保护区内近6000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公司业务运营部负责人李骏算了算账:“以绿色种植的方式种植优良品种,农民的水稻可以卖到每斤1.7元,加工出的巢湖大米更是卖到每斤7.5元,实现了绿色生态农产品卖出更优价格。”
笑容里展望未来: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冬日阳光下,鄱阳湖上的晨雾似一层薄纱,笼罩着鸟儿的啼鸣。
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南山管理站站长李建新露出笑容:“这个冬天数十万只候鸟在湖区越冬。令人惊喜的是,一些珍稀候鸟特别是东方白鹳的数量明显增多了。”
众多候鸟在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栖息(2022年11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一系列部署。2022年12月30日,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表决通过,法律将进一步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候鸟在鄱阳湖畔的南昌高新区五星白鹤保护小区栖息(2022年12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就在几个月前,李建新他们还在为鸟儿们的越冬栖息忧心忡忡——受旱情影响,鄱阳湖水位明显下降。
保护区管理局会同保护区内的3个村委会、1个红石厂谋划实施“协议管湖”——由管理局提供经费,从退捕渔民中聘请管湖员,争分夺秒控水保水,为迁徙水鸟和原生物种提供优质栖息地。
李建新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加大巡护力度,清理沉在湖底的废弃渔网渔线,让鸟儿们在鄱阳湖安全过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不少游客登上重庆市开州区举子园内的文峰塔,将汉丰湖的一湖景色尽收眼底。正值三峡水库丰水期,偌大的汉丰湖上,不少浅滩已被淹没,形态、颜色各异的植物在水中挺立,形成一片片别具特色的水中林地。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2020年5月22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汉丰湖是当地为治理消落带生态环境形成的一片人工湖。开州区在重庆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创新性实施集水质净化、景观美化、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提升等功能于一体的鸟类庇护林、林泽、基塘、滩涂生态保育四级工程。
如今,汉丰湖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也繁荣了经济业态。依托生态优势,当地建成汉丰湖水上俱乐部等10余个文旅项目。据统计,2022年汉丰湖景区接待游客600余万人次。
“坐在汉丰湖边吹吹风、喝喝茶,惬意得很。”湖边一家农家乐的主人周波笑着告诉记者,他的农家乐观光季每天可接纳100多人,预计今年的生意一定会更红火。
人与青山两不负。新年伊始,神州大地生机勃发,亿万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丽家园,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生动铺展。
文字记者:高敬、黄江林、高博、张武岳、水金辰、陈毓珊、李晓婷
视频记者:张南琦、张涛、岳文婷、苏凯洋、邹尚伯、张硕、余国庆、潘志伟、程济安、曹力、陶冶、李晓婷、何春好、毛俊、罗新才(摄制)、牛思佳(报道员)、李采霏(报道员)、罗翀(报道员)、杨成(报道员)、汪喜兵(报道员)、董立厚(报道员)、刘文化(报道员)、陈永松(报道员)、贺宝(报道员)、王磊(报道员)、李雪梅(报道员)、赵海涵(报道员)、关智文(报道员)
海报设计:赵丹阳
新媒体编辑:姜子炜
(新华社)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